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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政策”是日本侵略扩张的“中枢神经”

2015-04-28 14:16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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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日本同是东方的两个文明古国。两国交往历史悠久。撇开“箕子东移”说和“倭人贡鬯”的事件,中日之间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件开始,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往来史。尤其是隋、唐时代,两国往来更为频繁,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宋、明时代两国通商往来依旧。直到清代,因为“锁国”,通商时断时续。到了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亚洲迅速崛起,中日两国交往进入到“黑暗期”。可以说,近代中日关系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交恶史,更是一部日本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史。1894年8月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发布宣战诏书,发动“甲午战争”,战后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夺取了对朝鲜的宗主权,吞并了琉球;1900年6月日本参加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占领中国首都北京,向清政府勒索巨款,并取得京、津一带的驻兵权;1904年2月日本为独霸远东,在中国东北发动“日俄战争”,从俄国夺取了中国的库页岛南部,攫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租借权;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了朝鲜;1914年9月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攻陷青岛,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全面控制中国的“21条”,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1928年6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策划了“皇姑屯”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侵占了整个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华北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实施全面侵华战争。14年里,日本侵略者从中国东北打到华北、华东,从华东打到华中,从华中打到华南、西南,直到1945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日本,这架发了疯的战争机器才被迫停止了运转。14年里,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6500多亿美元(当年价)。然而70年来,日本,却无时无刻地不在抵赖和否认那段给中华民族以及亚洲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惨祸的罪恶史;无时无刻地不在重温昔日“大东亚共荣圈”、“皇军赫赫战果”的旧梦;无时无刻地不在怀念那侵略扩张的“皇国战略思维”以及“君临亚洲、称霸全球”的充满贪欲和野心的目标追求。
  日本侵略扩张的“本性”渊源何在?在于“大陆政策”。在于这根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步走上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的“中枢神经”。这根神经,牵引和统治着一代又一代极端狂野的日本政客们以及右翼分子,不断地将日本领入与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人民为敌的不归之路。
  一、“大陆政策”的起源:“图朝鲜,窥视中华”,“奉天皇定都北京”
  自封建社会以来,封建武士出身的日本统治者以“武国”、“侵略”为理念,以穷兵黩武为荣耀。总是把日本看成是“万国之本”,始终梦想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
  远在16世纪日本的战国末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割据战乱”,由武将及大名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完成了全国统一。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深知在长期割据环境中养成的好勇斗狠的各大领主对他的服从是动摇不定的。因此,他希望发动战争来消耗他们的实力。随之,就把“图朝鲜(今朝、韩两国),窥视中华”作为他平生“素志”,发誓要在其“生存之年”,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以实现其“奉天皇定都北京”的美梦。1592年3月,丰臣秀吉动员和组织了30万大军渡过对马海峡,攻略朝鲜,试图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征服亚洲,建立“三国为一”的日本大帝国。可以说丰臣秀吉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最早炮制者。4月,丰臣秀吉发动第一次侵朝战争。“没有丝毫准备的朝鲜军队在日军的鸟枪前,不作认真抵抗纷纷溃退”。5月7日日军占领京城,朝鲜大半山河沦陷。此时,丰臣秀吉不仅把朝鲜看做是他治下的领土,甚至仿佛看到明朝也在他的统治之下了。其侵略计划是何等的充满遐想和狂野。1597年正月,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9月,朝鲜朝廷重新启用海军将领李舜臣,日本军队在中朝联军的沉重打击下遭遇惨败,次年6月,丰臣秀吉郁积而死。但丰臣秀吉所筹划的“征朝伐明”的侵略蓝图,却载入史册,并被日本后世的政客们所继承和崇拜。
  1603年2月,关东大名德川家康出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德川幕府。此后,德川家康消灭异己,平定天下,确立了德川家族260多年的世袭统治,史称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比清朝约早半个世纪。德川幕府创始人德川家康十分重视学习中国“程朱理学”所鼓吹的“君臣、父子统治秩序”和“忠君、孝悌”的封建思想,努力改变了武士们自封建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下剋上”现象,促进武士遵守“忠于君主”和“奉公守法”的规范。江户时代,日本文明之风盛行,侵略扩张行动停息。但到了后期,带有浓厚“尊皇倒幕”色彩的神道即皇道,向“朱子学”发出挑战,认为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日本人必须效忠于天皇。由神创造的国家只有日本一国。从此,影响日本1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儒学思想基础出现动摇、瓦解。加之,此时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促使封建幕藩体制走向衰落,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其中有主张变法图强的,更有大肆宣扬对外扩张、鼓吹侵略朝鲜、中国东北乃至亚洲大陆的。其中以佐藤信渊为代表的“经世派”影响最大。他们主张日本要“跳出岛国的局限”,“以纵横世界五大洲的眼光自强自存,雄心海外”。要以武力“皇化”全球,以侵占朝鲜和中国大陆为主攻方向,同时兼顾北攻俄国,南攻琉球、台湾、南洋和印度。1823年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写道,“日本应为世界的盟主”,“世界各国悉为日本的郡县”,“万国之君长皆为日本的臣仆”。他还指出:“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以吞并中国开始”;而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
  1853年,以海军准将柏利为首的美国舰队驶入江户湾,以大炮威逼幕府接受美国要求日本开放港口的国书,1854年日本被迫同美国签订了条约,后英、俄也乘机与日本签订了条约。从此,日本被迫结束了260多年的“锁国”状态。美日签订的《神奈川条约》、《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使日本丧失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日本沦为西方强国殖民地的境地。在此压力下,幕府及诸藩推出了以“加强军备”和“了解世界”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在这场改革的浪潮中,“锁国”时代默默无闻的“下级武士改革派”脱颖而出,登上了幕末的政治舞台,产生了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强大的“尊王攘夷”志士集团。这个集团也是日后倒幕维新的开路先锋。
  复兴日本的大义在于“尊王”。吉田松阴主张重新树立天皇的权威,建立“一君万民”的体制,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他在《幽囚录》中写道:“现在要加紧进行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为充实,便可晓谕琉球,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之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然后爱民养士”。由此,吉田松阴进一步勾画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蓝图:“为今之计,如能以和好牵制二虏(美、俄),乘隙实行富国强兵,开垦虾夷(北海道),夺取满洲(中国东北)、朝鲜,吞并南方(台湾、南亚),然后挫败美国,制服欧洲,就将无往而不胜”。“使神功(日本神话中开拓疆土的先驱者)未遂者得遂,丰国(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吉田松阴的“先屈服于欧美列强,后征服亚洲大陆,再征服世界”的侵略扩张构想,为后来明治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并成为“大陆政策”思想的重要来源。至于产生“大陆政策”的内在原因,我们分析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人口膨胀,需要开拓疆土;资源贫乏,需要扩张掠夺;地震多发,需要移民迁徙;环境恶劣,需要“跳出”孤岛等等。此非本文重点,不作赘述。
 二、“大陆政策”的实施:征服朝鲜,吞并琉球,“布国威于四方”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争夺殖民地和瓜分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1868年1月3日,以下级武士为核心的推进资产阶级革命的倒幕派,废除了幕府将军制,发布了“王政复古”(即天皇亲政)宣言,明治天皇即位。明治天皇与德皇威廉一世,都主张“君权神授”,“迷信自己是神的后裔,把自己的国家领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又几乎同时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明治一上台,就汲取了战国末期、幕府末期政治先贤们的“大陆政策”、“对外扩张”的思想。企图以西方殖民日本的办法来殖民他国,从而通过对他国领土的占领、资源的掠夺等来扩大海外市场,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以此“补偿”西方列强殖民日本所带来的损失。在当年的《天皇御笔信》中,睦仁公开主张以“杀伐征战”的手段,“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使日本成为统治世界的大帝国。由此看出,明治即位之初就把以“对外扩张”为主线的“大陆政策”作为日本的最高国策了。
  “大陆政策”的实施,首先就是“征韩”。吉田松阴曾建议:“在交易上失之美、俄的,应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1869年1月,明治政府派使臣前往朝鲜,将日本维新的事实通知朝鲜,并要求建立邦交。朝鲜认为日本国书中有“皇”、“敕”字样,它只有清朝皇帝才有对朝鲜使用的资格。为此朝鲜拒绝接受日方文书。消息传回日本,明治政府的核心人物、吉田松阴的门徒木户孝允,即刻提出“征韩论”。他说“以朝廷之兵力,开拓朝鲜之釜山浦港”,进而征服全朝鲜,既可振奋人心,又可解决紧迫问题。“皇国之兴趣”,“在东洋大放光辉,当以此为始”。同年12月,明治政府派佐田白茅和森山茂等前往朝鲜,调查朝鲜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回国后一致建议“征韩”。1870年初,明治政府制定了“对朝三原则”。其第三条说:“先与清政府订约,日清平等后,朝鲜自然退居下位”,然后“利用所谓远交近攻之策,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当时,朝鲜是清朝的“属邦”,日本要想侵略朝鲜就不能回避清朝。日本主动前往清朝修约,完全是为日后侵略朝鲜埋下伏笔,同时也是在通过与清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弄清清朝的“虚实”。同年9月,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前往中国奔走游说于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不谙于外事却承办外事且又怕事的李鸿章极力怂恿总理衙门同意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1871年11月与中国有藩属关系的琉球国的船只因风浪漂至台湾,与当地生番发生龃龉。1872年日本留守政府负责人西乡隆盛认为,利用这个事件出兵侵台,正是排除俗吏、解决士族不满和实行武士军事专政的最好时机。1874年1月,日本政府委托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调查研究侵略台湾事宜,拟出《台湾“蕃”地征伐要略》。5月22日,日本政府摸清了“清廷没有余力”回击的底细,并立即出兵,向中国台湾发动进攻。在英国等西方列强偏袒日本的所谓“调停”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于同年10月同日本签订了《北京专条》,并明确日本在台湾“烧杀抢掠”是“保民义举”。中国须向日本支付50万两抚恤银,并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在1872年对琉球国的吞并。惧怕洋人的李鸿章曾示意:“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这次侵台,使日本看清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它给以后的中日关系留下了无穷的后患。第二年,日本便开始侵略朝鲜。1875年9月,明治政府派军舰以测量海路为借口驶入朝鲜的江华岛,蓄意制造了“江华岛事件”。翌年2月,日本以处理“江华岛事件”为由,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由于清政府对其藩属国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这个条约持默认态度,等于鼓励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此后,日本又逼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朝鲜的重要港口,并享有了领事裁判权、无税贸易权、驻兵权、出兵权等,使朝鲜成了日本的半殖民地。在明治政府初期制定的“失之欧美,取之亚洲”的对外政策指导下,以“征韩论”为开端,以“江华岛事件”为标志,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踏上了亚洲大陆。
 三、“大陆政策”的升级:割取台湾、辽东半岛,趁清朝羸弱之时“折其四肢”
  1885年明治天皇发布诏书,设立了内阁。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个“宪法”,天皇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统帅等权利于一身,内阁和军部直接向天皇负责,以天皇名义行使统治权。然而,此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即当天皇不直接过问军队具体事务时,军队就无人统辖了。正因为这一制度,维系了日本军国主义制度的灵魂,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实行对外扩张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日本国力迅速膨胀。日本尾随西方列强掠夺他国资源,特别是贪婪地掠夺朝鲜的大米、黄金、矿产等资源,控制朝鲜的经济、贸易等,使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得到了飞快的增长。
  有了上述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之后,日本就把以“对外侵略扩张”为主线的“大陆政策”再一次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1878年12月,日本设立了参谋本部,为将来对他国开战做准备。1880年,时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提出《邻邦兵备略上表》,声称清朝正努力改革兵制,日本要把强兵放在优先地位。1887年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它明确了日本对朝鲜半岛至台湾再至辽东半岛的进攻路线以及霸占整个东北亚的方略。指出“一个统一的中国”对日本实行对外扩张是个很大的障碍。必须趁清朝羸弱之时“折其四肢”。建议在1892年完成对清朝的作战准备,并等待时机发动进攻。1890年3月,山县有朋将他在1888年1月起草的《军事意见书》和新近起草的《外交政略论》分送内阁传阅。在《军事意见书》中,山县有朋指出,清政府政治腐朽,军队士气低落,无力抵抗列强瓜分。日本必须做好准备,“一有可乘之机,即应前进夺取利益”。在《外交政略论》中,山县有朋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所谓利益线,势与邻国接触,而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他还说“方今立于列国之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于形胜之地。”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只要日本认为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它的“利益线”所在,则日本即可以“保护利益线”的名义发动对“第三国”的侵略战争。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利益线”理论,虽是强盗逻辑,但它是推动日本“大陆政策”升级的强大理论基石。
 1893年春,朝鲜国内爆发了反封建剥削(后涉及反“倭洋”)的农民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吁请清政府出兵剿抚。时值首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正处于国会通过不信任案之时。日本政府认为,抓住清朝出兵朝鲜之机,挑起中日战争,可转移国内压力。众所周知,清军入朝目的是“剿抚”东学党起义农民,而日本则相反,不愿失去一个挑起战争、对外扩张的机会。1894年8月,由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护兵的北洋舰队,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国战败。1895年3月,清廷派重臣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伊藤举行停战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割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赔款2亿两,(后因德、俄、法干涉,日本放弃割取辽东半岛,清政府另付3000万两赔款)。朝鲜以“独立”的形式纳入日本势力范围。自此,日本不仅获得从南北夹击中国的战略要地,而且因争议而搁置的琉球问题,也随台湾的割让而彻底解决。不久,伊藤怕“夜长梦多”就督促交接,李鸿章说:“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着急。”伊藤却贪婪而傲慢地回答到:“还没有咽下去,我们饿得厉害。”。可见,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侵略扩张”的胃口是何等的急切与猖狂。2.3亿两巨额赔款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本,促进其迅速发展。新的商约赋予日本具有与欧美殖民强国同等掠夺中国的权力。强大了的日本,下一个便把阻挠日本向中国扩张租占在东北的俄国作为进攻的目标了。1904年2月,伊藤内阁在中国黄海发动了一场惨烈的“日俄战争”。还是东乡平八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先后偷袭并消灭了俄国太平洋舰队和第二太平洋舰队,俄国战败。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夺取了中国的库页岛南部,攫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租借权。自此,日本的侵略势力渗透到了中国东北。“日俄战争”后,通过战争和掠夺,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发展起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认为,这又是一次千载难逢“侵略扩张”的好机会。在此,日本坚持要参战,企图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进而独霸中国。8月8日,元老井馨在对内阁的建议书中说:“这次欧洲大战乱,可以说是发展日本国运的、大正新时期的天佑,日本应该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佑良机。”大隈重信首相和元老山县有朋都非常赞成。为了实现此野心,第一步就是调动军队,准备进攻中国青岛。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日军18师团在山东半岛北边的龙口登陆。此次登陆和攻夺城池,事先根本不通知中国政府,完全无视国际法关于不得侵犯中立国的规定。而且沿途杀人放火、奸淫虏掠,无恶不作。卖国政府袁世凯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竟承袭日俄战争时期的恶劣先例,给定“日、德交战区”。然而,其行为并没有也不可能满足日本的贪欲。10月日军进军济南,11月占领青岛。就这样,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山县有朋的“主权线”在延伸到了朝鲜之后,“利益线”就延伸到了中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