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 丹心照汗青

杨效椿，1911年7月8日生于山西省万泉县（今万荣县）一个勤劳善良的农家。幼时先后就读于本地私塾和高小。1928年7月考入运城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六年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探索抗日救国之道，常向进步教师（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尧夫、马云程等求教，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萌生革命思想，立志报国。1934年6月从二师毕业后，在任万泉县实验小学校长期间，与本校教师曹普（中国共产党党员）一起，宣传抗日，曹编剧本，杨效椿组织师生到街头演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杨效椿愤而辞职，到太谷等五县抗战动员促进委员会，当了一名工作人员。同年11月4日，杨效椿加入中国共产党。月底，奔赴延安，考入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次年6月，因抗日根据地急需干部，杨效椿奉命提前毕业，被分配到鄂豫皖区党委工作。历任六安抗战自卫军大队长，六（安）、霍（邱）、寿（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江北游击纵队二营营长，新八团政委，寿县县委书记兼淮西独立团政委，定、凤、滁、全、怀、嘉、合中心县委书记，新四军二师六旅政治部副主任，十二纵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淮南支队司令员，江淮四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巢湖地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省检察长，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其足迹踏遍江淮大地。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1952年2月15日，《皖北日报》《皖南日报》联合发表杨杰和袁秀君合作的《艰苦朴素的共产党员杨效椿同志》，此文分别被《解放日报》《长江日报》等几家大报转载，并被中共华东局出版的《模范共产党员》一书收录。1956年，省直机关党委在省直机关开展向“模范共产党员”杨效椿学习活动。1976年10月，杨效椿不幸逝世，1978年1月，被省革命委员会追认为“革命烈士”。“老杨头”的故事至今仍在江淮大地广泛流传。
（一）勇于担当 知难而上
  杨效椿一生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其担当精神尤其令人敬佩。在烽火连天、险象环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曾多次“临危受命”。而每次“临危受命”，任务都十分艰巨，且充满危险，其所率队伍力量又很有限，但他总是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并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出色完成任务，为革命事业打出一片新天地！例如，1941年1月，创建淮西地区抗日根据地。所谓“淮西地区”，又称“寿东南地区”，是指东到淮南铁路，西到瓦埠湖滨，北到淮河，南到吴山庙，这一块南北百余里，东西十几至三十几里的狭长地带。开辟这一地带，可作为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西部边沿的前哨阵地，使之成为我监视日伪和顽军的“瞭望塔”，对于牵制敌人，巩固和坚持我路西抗日根据地，壮大我军实力，作用巨大。当时这里斗争形势犬牙交错，复杂险恶。日军为掠夺淮南煤矿资源，控制淮南铁路，在铁路沿线派重兵把守，沟壕纵横，碉堡林立。其南面、西面的炎刘庙、保义集、瓦埠湖一带，又被国民党顽军控制，日、伪、顽不时出击“扫荡”，土匪也经常趁火打劫，残害群众。因而，要在远离我大部队，又是在日、伪、顽鼻子底下和夹击之中，有所作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是，从1941年6月到1945年8月，杨效椿率领的开始时仅有50多人30多支枪的抗日武装，历经大小数百次战斗，不仅自身发展成拥有9个连1000多人的正规团，并为主力部队输送1000多名战士和大量武器装备，为地方游击队培养大量军事干部，而且还毙俘敌军1000多人，成功地创建了淮西抗日根据地。
  又如1947年1月，在苏北“三进淮宝”。之前，华东局和华中分区曾两次派部队和干部打回淮宝，先后牺牲淮宝县委副书记邵淮光、副县长魏其虎等同志，死伤、被俘160余人，皆因环境险恶，未能立足。而杨效椿所率领的部队，包括第一○○团第二营五个排和十纵八十二团一个连，总兵力不足一个营，人们戏称“杨支队”。但就是这个“杨支队”，从1月初出发，仅半个月就歼敌一个区署和五个分公所的武装共200余人，接着又粉碎了由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陈高参“挂帅”的一个主力团和淮阴、淮安两个县保安大队共2000多人对淮宝县由北向南的“大扫荡”。到二月底，“杨支队”便在岔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乡人民政府权。三月底，配合地区部队攻克了高良涧敌据点，歼敌300余人。“杨支队”仅用短短两个月时间，便使淮宝县及其区乡政权全部得到恢复。杨效椿和“杨支队”的出色表现，受到华东军区通电嘉奖，并获得奖品轻机枪两挺、子弹一万发。
  在和平建设时期，杨效椿的担当精神一如既往。1953年5月，杨效椿调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1955年2月起，又兼任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并主持全省肃反工作。当时，宪法刚刚颁布。面对检察机构建立不久，机构不健全，人员缺乏，工作又无经验，杨效椿不坐等、不观望，主动作为，首先抓机关组织建设。到任的第二个月，就提出了《关于一九五五年组织建设的意见》，经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并亲自与各地地市委负责同志及组织部门联系，使文件规定得到落实。随着机构的健全，人员的充实，全省检察机关将各项任务都逐渐承担起来。同时，为了正确划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刑事犯罪的界限，他还组织力量编写了《关于偷窃、赌博、哄闹殴打、抢粮、扒粮、哄闹退社的案例》和《关于当涂县1957年第一季度刑事案件有关情况的检查报告》，一并上报最高人民检察院。高检院给予充分肯定，并通报全国。杨效椿兼任省检察长，短短三年时间，便使我省检察工作跻身全国先进行列。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自己身处逆境，杨效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仍旧勇于担当。1965年5月，杨效椿调任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不到七个月，“文革”爆发。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造反派”横冲直撞，打砸抢抄不时发生，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机关瘫痪。杨效椿遭到批斗、游街、围攻、殴打、囚禁、抄家，没完没了。1967年1月6日上午，得知合肥钢厂两派发生摩擦，武斗一触即发。他稍加思索，即带领分管工业的副书记范涡河等前往“调解”，避免事态扩大。但现场人山人海，两派对阵，均用高音喇叭呼喊，声称对方抓了自己的人，威胁对方如不立即放人，一切后果由对方承担。两派势均力敌，气氛紧张，秩序混乱，人声嘈杂，杨效椿等苦口婆心进行“调解”，无人理睬。两派一直僵持到傍晚。这时，忽然有人认出这个一直忙于“调解”，身穿棉军大衣，戴着一副深度老花镜，慈祥和善的老头，正是“造反派”要抓的合肥市最大的“**派”，一些人不容分说，一哄而上，将他和范涡河一齐绑架，押送到“合肥工人造反司令部”（淮河路市工商联三楼礼堂），被非法囚禁，天天遭批斗、殴打，后又被非法投进监狱，直到省、市所谓夺权“总指挥部”垮台后，才带着遍体鳞伤被“释放”回家。
  但是，后来杨效椿仍旧知难而上。1974年1月，淮南市一小撮坏分子纠集在一起，打着“反潮流”的旗号，和“四人帮”的“批林批孔运动”相呼应，兴风作浪，甚至冲击市委、市政府，致使市直机关陷于瘫痪状态；冲击市公安局，将犯人档案洗劫一空；冲击监狱，企图放走全部犯人。他们还提出“不为**派生产一吨煤”的恶毒口号，破坏煤炭生产。由于他们的煽动，淮南矿区煤炭产量由日产2.7万吨，下降到800多吨，最低时下降到350吨。致使上海等地已面临停电、停水的危险。中央多次督促省委解决淮南问题。省委两次派人到淮南，但均未能解决问题。这时杨效椿正因肝病复发住院，高烧不止，得知这一情况，他心急如焚，竟不顾医护人员劝阻，拔下吊针，主动向省委请缨，要求到淮南解决问题。当时许多好心人劝他：“你是老病号了，眼下又重病在身，况且你又不分管工业，这个时候何必去冒这个险？干好了无功，干不好可就是大过呀！”他感谢这些同志的好意，但还是坚持出院，经省委同意，匆匆调集几位助手，连夜奔赴淮南。
  杨效椿一到淮南，就带领市、矿一些领导深入到矿区，揭露坏人破坏煤炭生产的阴谋，耐心地对干部、职工进行宣传教育，鼓励广大矿工积极投入生产。连日奔波，过度劳累，他又病倒，突发高烧。但他仍旧坚持工作。他在病床上，打着吊针，把市、矿负责人召集到病房里研究对策。市、矿领导看他病情不见好转，劝他回合肥治疗，他断然谢绝，说：“这是战斗，我怎么能临阵脱逃呢？”儿子力国、力仁从合肥赶到淮南探望，他不准他们待在身边，要他们立即到大通矿去和矿工们一道下井采煤，他说：“现在能多出一吨煤，对我都是最好的良药！”病情稍有好转，他就离开了医院，投入“战斗”。
  一天晚饭后，市委突然派人到杨效椿等的驻地洞山宾馆，送交“情报”，说是有一小撮坏人决定当晚要“火烧洞山宾馆，活捉杨效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人们都为他的人身安全捏着一把汗，劝他避一避。他轻蔑地笑了笑，说：“全市人民在看着我们，如果一遇险情，我们就一跑了之，那就长了坏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干革命就不能怕牺牲，牺牲了就当烈士嘛！”当晚，宾馆管理人员、服务人员和旅客全部撤离，只剩下杨效椿和他的随行人员，等着那伙坏人到来。可是，那一夜洞山宾馆却静悄悄，不知何故，那伙人并没有来。
  杨效椿不怕牺牲，勇于担当的大无畏精神，使淮南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受鼓舞。在市、矿党委领导下，淮南广大人民行动起来，维护社会治安，抵制一小撮坏人破坏煤炭生产的罪恶行径，对他们的无理要求一概拒绝：要会议场所，没有；要“宣传用品”，不给；要“活动经费”，免谈！市有关部门对个别首恶分子依法进行了严惩。矿区干部职工，群策群力，掀起了夺高产大会战热潮。煤炭产量逐月上升，当年产量达731万吨，全面完成了煤炭生产任务。（未完待续）